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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月 2022
新时代法科学子的脚下与远方

我们处于一个依法治国的时代。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转变的是对于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便强调将法律作为社会统治的工具。“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似乎在铁面无私的法律面前,由阶级和血缘所塑造的身份并不能使得人与人被区别对待。但实际上,法律施行的后果是“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这是由于,君主并不在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内,君主是法律的制定者,甚至可以说,法律不是被记载的条文,而是君主本身。正如《史记·酷吏列传》中的杜周所言,“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法律总是随着君主个体的更迭,根据君主的不同需求变之又变,而没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只是君主约束万民的绳索。这一持续千年的情况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法律不为任何人留有法外之地。这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律地位的根本性变化。

我们的社会也存在风险,要想建设好这个国家,就一定要对当下的风险有所认知,并通过法律,以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层出不穷的风险及种种不确定性。

按照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的比喻,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也已展示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伴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风险早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它可以跨越国界而迅速扩散。进一步说,在紧密的社会化活动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成为一个旁观者。越是在风险时刻,就越需要各个主体的通力合作。

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风险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类面临的风险主要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洪涝、火山爆发、野兽侵袭都能轻而易举地剥夺人类脆弱的生命。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的奥秘不断被解码,由自然带来的风险也逐步具有可认知性和可预防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消灭了所有的风险,反之,越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越能看到科技所体现的另一种面相,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新样态的风险。科技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具有毁灭性,它使得试错成本变得无比高昂。科技另一重复杂性在于,它与伦理、法律等问题相互纠缠。譬如基因编辑婴儿在伦理上是否具有可谴责性,譬如人工智能在法律上被置于主体抑或客体地位,都不是科学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而有赖于其他学科的回应。可以说,科学前所未有地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其产生的风险也对法律规则及法律规则下的秩序发出了冲击和挑战。

因此,法律更加需要对层出不穷的风险加以回应,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律是对于风险的预见和处理机制。通过对于不同行为下法律后果的规定,使得行为人在作出行为之前对其责任有所预测。而当风险实现时,抽象的规定将在个案之中被具化,形成纠纷解决的路径。恰恰是由于我们身处于风险社会之中,才更加需要法律人才来运用法律对风险作出事前的预防,以及在风险实现之后及时处理风险,从而将损失降到最小。

无论是从建设法治国家,还是从治理风险社会的角度而言,法科人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法律之于我们,既是未来赖以谋生的本领,也是我们内心必须遵守的规则。身为法科学子,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我们之所以学习法律,并不是为了通过洞悉法律规则,为自己或自己服务的当事人构设法外之地。近年来,诸多法律人士利用其对法律规则的知悉,试图精准规避法律,无疑有违法律教化的初衷。

作为法科学子,作为社会科学的修习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我们更加需要重新考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关照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个渐次递进的过程。首先,个体难以摆脱社会网络而单独存在,他人的不幸遭遇最终会反过来影响到自己。正如前文所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类命运的相互勾连。今日“我”若对“你”的死亡袖手旁观,他日疫情殃及全体人类,“我”也无法在死神的追逐下留有生命。其次便是反言之,关照他人的行为能够使自己和他人都获有益处,“兼相爱,交相利”,最终实现共赢。从本质上来谈,这种思路的出发点其实还是利己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其中的要义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要求处在其中的人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办事。狭义上的互惠原则是指,“我为你做这件事,你为我做那件事。”升级版的广义互惠则是将“我”将来所受的恩惠寄托于不特定的主体身上。“我为你做这件事,不期待任何回报,因为我相信以后待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挺身而出。”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利己的。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出利己兼利他已属不易,很多时候也很难去苛责利他行为者最初的动机为何。最后一个层次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受世界,推己及人。“我”之所以愿意去理解和关怀他人,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为己消除灾祸或带来益处,而是因为“你”“我”皆为人类,所以“我”才更能够将心比心,更能够理解“你”幸或不幸的遭遇。正如约翰·多恩在其小诗中揭示的那样:“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在意识到了人类命运的关联性以及个人的社会属性以后,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法科学子的使命和担当。法学是一门对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都要求极高的学科,它面向的对象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因此,法律人的职业之路充满了挑战。譬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都说明了新兴事物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风险。对此,作为法科学子,首要的便是认真打好专业基础,以期在风险社会中具备以不变应万变的资本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专业技能永远只是一个起点,而绝不是一个终点。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永远做一个谦逊的求学者。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找寻到支撑我们负法前行的精神内核。

中国儒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回顾历史,我们也总能发现,如果没有一个个以天下为己任、在危难之际咬紧牙关的个体,中华文明的火种很可能就此熄灭。时至今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依次递进的链条依旧熠熠生辉。正是由于心中怀揣着平天下的使命感,才不断激励着个体以更加严苛的标准约束自己,并朝着仰之弥高的目标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

总而言之,处于新时代背景下的法科学子们,既要关注脚下,又要眺望远方。首先是要治学修身,以专业知识作为安身之本的同时,坚守住良知和使命。其次要齐家治国,充分理解与他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并怀着一颗推己及人之心去关照他人。最后要胸怀天下,用尽力气、向上伸张,纵然最终无法成为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但也要力求庇荫一方,问心无愧!

费宇(1997.4—),女,汉族,黑龙江宁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民商法学,研究方向: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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